“妞爸要去玉树支边三年，而我，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，打算给自己放一个大假，追求自由执业之梦想！想说点什么，不过，还是干杯吧！”6月的一天，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写下了这条微博，这意味着，在接下来的时光，于莺将逃离体制，不再是这个古老的东方医学王国——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份子。我想，她做出这个决定心中还是难以割舍。
想一想，自己从14岁进入部队医院工作，至今已经有37年了，如果说我的生命有80年，那么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与病人一起度过的。可以说，和所有医务工作者一样，与病人待在一起的时间，比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长。但是，医患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能象家人那样和谐呢？
我想从自己的经历说说对目前医患关系的看法。1976年，我到部队护训班学习，那时的教学硬件没有现在这么好，没有那么多仿真模型，也没有那么生动的多媒体设备演示。如果缺乏实战，结果就是让病人痛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办呢？为了熟练掌握护理技巧，我们一群未成年的少女，就拿自己当实验品，每到课后，我们就用自己的身体练习肌肉注射、静脉注射，起初，我和同学之间互相练习扎针，后来就自己给自己扎，我记得班上好多同学的胳膊都青一块紫一块。后来分配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，很少因为扎针不准和病人发生纠纷和矛盾，但这并不意味着，你不会遇见误解。
几年后我回到地方，被分到了兰医二院的儿科，19岁的年纪，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，还依偎在父母身边撒娇，而我已经走上了更加艰难的工作岗位，说实话心理的成熟度，远远还不足以承受这份职业的重量。我记得当时有个新生儿因为肺部感染而夭折，那是个漂亮的小女孩，她躺在花被子里，像一只睡着的小猫，当时我们整个科室人员都非常难过，尽管从整个病历来看，医院没有任何过错，但是家属认为，孩子在医院没有的，医院就有过失，一连几天，孩子的父母都在护士长的办公室闹，当时更令我费解的是护士长的态度，即便家属恶语相向，她也是耐心安慰，很少有负面的情绪或表情，那时，气盛的我甚至有些厌恶“找茬的”病人家属。
医患关系最好的是2003年非典时期，我当时在病房，虽然没有在抗非一线，但也能深切地感受到那种灾难来临时的生死与共，没那么多讨价还价。遥记得，每次病房消毒，不用告知，病人就会主动让位，有时甚至还会问“要不要帮忙”，正如最早披露非典疫情的钟南山院士所说，抗击非典就像一场遭遇战，对于未知的病毒，无论个人、医生还是国家，都毫无准备。我在想，是不是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，医患关系才能缓和？彼此间才能多些理解？
看过很多别人的生离死别，远不如一次真实经历让人刻骨铭心。2010年12月20日，我的父亲因为突发心梗送往医院抢救，当时一纸病危通知单让我和家人瞬间无所适从，医生说父亲得做三个心脏支架，大哥从西固赶来，焦虑地走来走去，小妹眼泪像珠子一样往下掉，母亲孤独地坐在手术室门口不说话，这一刻，我和我的家人有多么无助，如果父亲没救过来怎么办？如果医生拿着病历本，面无表情地说“我们已经尽力了”，怎么办？如果说之前对于医患关系的理解，只是站在医务人员的角度，那么这次才是真正的换位思考，面对医患关系，你可以讲专业主义，讲科学主义，但更重要的是讲人文主义，“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怜惜、关怀以及尊重，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”。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每个人都有老去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躺在医院里无助绝望的时候，如果无法理解患者，那么就想象一下几十年后的你，需要怎样的医生、护士? 一声问候，一个微笑，也许真的比带着口罩语气机械地要求他们打针吃药来得温暖，医务工作者，其实是最能传递火种的职业。（护理部 李向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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